惠州市流行著客家話和本地話兩種方言。既然本地話也應劃歸客家話，那么就需要用不同的名稱來區分它們：一種是老客家話（本地話），一種是新客家話（客家話）。 新客家話指由晚近移民帶到惠州的客家話，粵化的程度相對較低；老客家話則指由早期客家移民帶到惠州的客家話，已嚴重粵化。  與離之千里與廣州方言區千年隔絕的梅州大埔（東晉時期建縣）、福建詔安、饒平客家話十分一樣，而與梅縣音客家話略有區別。處在方言臨界區內的客話，則因受別的方言的影響，或多或少地吸收了一些原非已有的語言成分而發生了變異，例如惠州話就較多地吸收了粵方言的成分，兼有客、粵兩種方言的特征。 是受廣府話影響較大的一個客家語種。

形成過程

惠州話是惠州歷史上最為悠久的一種地方方言   ，自其形成之日起，已有上千年的歷史， 是惠州近兩千年惠州地域文化發展載體中的主體。而且，有學者認為惠州話的歷史可追溯到先秦時期，即春秋戰國時期存在于嶺南地區的縛婁古國的“國語”，被稱為“鴝鵒”方言。

西周以前，廣東仍屬“百越之地”，俚獠混雜?？`婁之名，始載于《呂氏春秋》：“揚漢之南，百越之際……縛婁、陽禺、歡兜之國，多無君。”當時嶺南各個土著部落所使用的語言，與太平洋各島嶼的“南島語”(又稱“馬來—波利尼亞語”)同出一源。例如上述“百越”一詞，其修飾語素置于中心語素之后，這正是南島語在構詞法上的特征之一。

秦始皇統一嶺南后最大的困難是語言障礙：“雖置郡縣，而語言各異，重譯乃通。”（《后漢書．南蠻傳》）為了改變這種現象和推進民族文化融合，秦始皇曾將中原人民遷來嶺南，與土著人雜居。后設置三郡，陸續有中原人遷居至嶺南“同越人雜處”，這是嶺南地區最早的客家移民。 客家先民來到嶺南后逐東江水而居所使用的一種語言與梅縣客家話有細微區別的語言，稱之為“水源音”。與梅縣客家話相比，是一種更加古老的客家話，形成于秦漢時期。

秦末漢初，趙佗又在嶺南稱王，“絕新道以待諸侯變”，閉關鎖國近百年，南越國從丞相以下的官員都由土著擔任，南越王趙佗本人也穿土著的服飾，操土著的語言，將自己異化成土著以便于統治?？梢姰敃r番禺一帶土著勢力還比較強大，漢族移民很少，漢語還未通行。

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唐代中書舍人崔沆被貶謫循州（惠州），五代時王定保的《唐摭言》記述之：“時循人稀可與言者”，說他無法與當時的循州（惠州）人語言溝通，整天悶在貶所艱難渡日；1094年，宋代蘇軾謫惠，攜子蘇過訪翟秀才，雖名人相訪，興致之下，卻苦于語言的不通，蘇過感嘆地寫下：“但苦鴃舌談，爾汝不相酬”的詩句。從以上事例說明，早在使用的是正統的中原漢語的客家人遷入之時，惠州已通行一種獨特的，難聽、難懂、又難學的土著部落所使用的語言。

南漢時，廣東境內新置四州：英州(今英德市)、雄州(后改為南雄州)、敬州(后改為梅州)和湞州(后改為惠州)，均在粵北和粵東北，北宋太平興國至元豐這100年間粵北和粵東北人口的劇增，顯然是大批漢族移民定居所致。這部分漢族移民大多數來自中原河洛一帶，史稱“客家人”?？图胰诉w入對當地的語言產生同化作用，從當地土著語言中吸收一些因素，逐步發展成為另一支方言——新客家話  。元朝之后，廣東境內的客家方言已經形成較為穩定的特色并在通行的粵北、粵東北及東江流域的客家地區具有一定的優勢。

廣府文化首先向東北和北部擴張，遇到客家文化的阻礙停頓，結果在宋英德府即今清遠、花都、從化、增城一線形成文化鋒面，勢力強的廣府文化滲入客家文化中，在惠州客家方言上出現大批粵語詞彚，演變為既保持客家話的若干特點又吸收粵語某些因素的一種特殊方言，成為“客粵雙方言區”  ，故明王士性《廣志繹》說：蓋惠作廣音，而潮作閩音。

入清后，身為客家人的和平縣進士徐旭曾，于嘉慶二十年（1815年）主講惠州豐湖書院，  在《豐湖雜記》中，敘述了客家在今天所說的大本營福建長汀和客家腹地梅州、河源、惠州等地方承傳著中原文明，惠州府當年轄有今惠州、河源大部分縣份和梅州、韶關部分縣份。界于梅汀、東江與廣州之間，是客家人主要居地之一，也是客人與土人（廣府人）接觸的前哨之地，是文化比較發達之區，對外文化交流較多，講客家話（包括水源音、客家音兩種方言）。

徐旭曾從語言方面為“中原衣冠舊族”的觀點作論據，“客人語言，雖與內地各行省小有不同”，但是卻“隨處都可相通”。而與遷徙所在地的土著，“至今仍未能強而同之”。故他強調，居住在“今之福建汀州各屬，江西之南安，贛州、寧都各屬，廣東之南雄、韶州、連州、惠州、嘉應各屬，及潮州之大埔、豐順，廣州之龍門各屬”的南遷中原后裔被稱為客家人，居住在那里的中原后裔也因與土著有區別而“自稱為客人”。

賴際熙主編的《崇正同人系譜》記載說明，梅州“語系殆出于福建汀州，蓋其地本汀江下游流域，東北緊連汀州所屬之永定，其淵源所自有如斯矣！”可見，梅縣話與水源話是來源不同的兩種客家話。  至于“蛇話”的講法也不能證明水源話是粵白話。“蛇”，在廣東人的口語中含有“地頭蛇”的意思，那就是這部分居民先到，后來的客家人所說的客家話又跟他們不同，所以把這些先到的居民稱為“蛇’，把他們所說的話稱為“蛇話”。在這方面，《系譜》也有類似的論述，由此可見，后遷來的客家人，有少數把水源一族稱為“蛇”，實際是把他們看作“土著”。從這一點來看，我們還可以作進一步的推測，操水源話的人，是最早進入廣東的客家人，水源話（含惠城區話）是廣東最古老的客家話。

從秦朝開始客家先人就從中原大批量南下遷移至此，他們在這里繁衍生息。把中原文化和本地文化進行交融，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客家文化。因此，客語中派生出的惠州話 很有可能與粵語中的廣府話同為嶺南的方言始祖之一。

演變分析

秦50萬平定南越大軍隨趙佗定居嶺南大地，成為第一批成規模、成建制的南遷客家人，這批客家先民成為南越國的中堅力量。趙佗熟悉秦朝國家治理機制，依秦制設置百官，先后任第一批隨軍將士為官。如呂后實行“別異蠻夷”政策期間，趙佗派往漢都長安請求呂后改變政策的南越國高級官員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三人，應是平越高級將領。趙佗承任囂遺訓，絕道劃嶺而治，成為南越國最高長官，自然而然成為這些南遷客家人的政治首領。 趙佗在佗城主政6年，推行“和輯百越”、“漢越雜處”的民族政策。將士們與當地女子婚配，代代繁衍生息不絕，從此佗城成為嶺南最早的的客家先民聚集之地。 由此推測，惠州話應是以趙佗為首的秦朝遠征軍官兵、民夫和龍川、傅羅兩縣地方政府官員所持的方言，是來自中原地區的。據史料記載，趙佗是當時恒山郡真定縣（今河北省正定縣）人。由此可推測，惠州話的發音應該與當時真定縣的方言有關。

由此可見，惠州方言與廣州方言有同有異。同者，兩種方言都是由秦朝遠征軍及民夫從中原地區帶來的，都是秦代華夏民族的方言口音。此時的嶺南地區，漢語只有在番禺（今廣州）等幾個城市才有分布，異者，這種由秦朝移民帶入兩廣的漢語，也確實并非當今粵語的祖先。 惠州話應是趙佗及其來自恒山郡（今河北省石家莊周邊地區）的部屬及民夫所持口音演變而來，屬戰國時趙國的方言口音，到嶺南后主要駐守在今廣東省東江中上游的惠州城區、惠陽、惠東、博羅、河源、龍川等地，是自東江源而來的較大的一種客家語種。”

東江一帶的居民，不僅來自江西、福建，更多的是來自現今的梅州。據龍川129個自然村居民姓氏源流的調查，各姓多為宋明以來自興寧、五華、梅縣以及翁源、贛州等地遷來。又據《惠州府·郡事記》記載，明萬歷二十年以前，惠州一帶居民很少，后從興寧、五華、安遠、武平陸續遷來許多居民。這是因為，明末清初以后，以梅州為中心的客方言區人口激增，又受到清初遷海政策的影響，客家大本營的居民便逐漸向外遷移，進入了客家民系的播遷期?；洊|客家人的播遷，其中一支先進入龍川、河源一帶，經由東江遷移至珠三角丘陵地區，由此延伸了長達數百公里的客家居民區，即惠河片客方言區，并形成了龍川、河源以至惠州、博羅一帶的客家話水源音。

從地緣學的角度來看，贛南經尋鄔、安遠二水可直通東江。得舟楫交通之便，在明朝初年，東江上游確有一些客家人是從贛南遷來的，但是經過一段時間之后，又有不少人回遷的。據統計，明中葉以后經龍川回遷到贛南的縣就有贛縣、安遠、信豐、定南、全南、南康、上猶、大余、崇義、尋鄔、萬安、遂川、井岡山等共21個，其中以原籍興寧的最多。這樣一來，東江一帶的居民就大多來自梅州或由福建經梅州遷來，而贛南遷來的只占少數?？梢哉J為，在東江一帶，來自梅州和贛南兩地的客家移民和原住民長期雜居在一起，他們所說的客家話，理應經過一個混化的過程，才產生了既區別于梅州話又區別于贛南話的客家話，即惠河一帶的客家話水源音。因惠河一帶的客家話具有許多相同的特點，可以擴而大之，把惠河片凡具有這些相同特點的客家話都稱為水源話。

惠州話既保留了贛南客家話的某些痕跡，又接受了粵方言的不少影響，形成了既不同于梅州地區客家話，又不同于贛南地區客家話的特點。而惠河片客方言水源音所具有的這些特點，又正好反映出粵東客家人沿東江向西播遷，與粵方言區民眾廣為接觸和相互交流，而受強勢粵方言的影響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惠州話作為秦朝年代中原華夏民族的方言，從2000年前一直保持穩定至今，確實是一個奇跡。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一是集中遷徙，且人數眾多，在駐扎地形成強勢的語言環境。當時進入嶺南地區的秦朝遠征軍官兵達50萬人，加上民夫、隨軍家屬等可能還不止這個數。平定嶺南后，他們主要集中駐扎在郡縣治所及周邊地區，因此在當地形成明顯的語言優勢。二是他們帶來了中原地區先進的華夏文化。當時的嶺南地區仍處于原始氏族社會階段，還沒有建立主權國家，當地的文化還很落后，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秦朝遠征軍帶來了已有2000多年歷史的華夏文化，使當地原始的百越文化很容易就被先進的華夏文化所融合和吸收。三是嶺南地區遠離中原皇朝的政治中心，歷來都不是兵家必爭之地，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戰爭。秦始皇死后，中原地區爆發了大規模反秦起義時，身患重病的任囂召見趙佗，命其斷絕通往中原的通道，隔斷與中原的聯系，不卷入中原地區的戰爭，從而使嶺南地區免遭反秦起義及后來楚漢相爭戰火禍害。任囂在臨終前，讓趙佗接任南海尉的職務。隨后，趙佗在公元前205年兼并象郡和桂林郡，統一了嶺南地區，第二年建立了南越國，定都番禺（今廣州），自封為南越王，保持嶺南地區和平穩定近一個世紀，到漢朝進入文景盛世后才歸順漢朝。從那時起，嶺南地區未發生像中原那樣的大規模戰爭。進入嶺南地區的秦朝遠征軍及民夫的后裔，2000多年來能夠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中繁衍生息] ，促進了中原漢人與百越各民族的融合，這也是當地客家人最早的起源，也是嶺南文化形成的最初。

惠州的地理位置西連廣府，東接潮汕，北依梅贛，南臨深港，歷史上，由于特殊的地緣因素，客家文化、廣府文化、潮汕文化在此交匯形成了極為獨特的兼容共生的文化現象。由于惠州離客家大本營的贛南、閩西、粵東交界山區相對較近，因此惠州一直以來受客家文化的熏陶影響較大。沿海地區的客家人因鄰近港澳，與港澳同胞和華僑往返較多，長期與海外進行經濟文化交流，容易接受新事物，吸收新思維。加之這里遠離當時朝廷所在地，在古代交通和通訊不便的情況下，接受儒家正統思想的束縛較少，使惠州地域呈現了包容開放的氛圍和態勢。

自隋朝開皇年間設立循州總管府后，惠州作為周邊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地位進一步得到確立和拓展，而當時在城里居住的絕大多數人既傳承著傳統的客家文化，又有著獨特的惠州本地特色。  他們早已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社會風俗、道德規范、宗教信仰和傳統禮儀，隨后又在這幾方面從入城移民和周邊移民中有所借鑒，有所吸收，有所揚棄，便逐漸形成了惠州獨特的文化，并把它融合到本地的日常生活、社會活動和方言土語中。

最近幾十年來，惠州方言在詞匯方面發生了很大變化，有很多以前常用的詞和俗語已漸漸不用，或者為別的詞所替代，惠州方言有走向式微的趨勢。導致此現象的因素很多，既包括社會生活環境、物質條件的改變，又包括方言自身發展的因素，再加上惠州市惠城區是身處閩客粵三大方言區的交界處，是個典型的客粵雙方言區，容易受到政治上、經濟上比較先進的普通話和廣府話影響。因此作為東江文化的主要載體和活化石的惠州方言，作為一項有濃郁地方特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惠州方言具有重大的研究價值和保護價值。

觀點匯集

暨南大學方言中心寫的權威資料《珠江三角洲方言調查報告》內容主要講粵語，也不認為惠州話是粵語：如第4頁的 惠州市基本上通行客家方言，惠州市內的口家話別具一格，不同于粵東及省內其他地方的客家話，是一種長期受粵方言影響，帶有一些粵語特點的客家話。第35頁的 珠江三角洲的客家話特別容易接受粵方言的影響，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惠州市內的客家話，就帶有相當多的粵語色彩，以至有人把它當做粵方言看待。

《廣東省志方言志》也認為惠州話是客家方言的一種，如第401頁，處在方言混雜地區的客話，其詞匯情況大體與此相同，不同的是混雜地區的方言之間會互相影響，互相滲透，而占優勢的方言的影響力和滲透作用都比較大。處在這區域內的客話受到的影響一般都比較大，都吸收了一部分別的方言詞，而惠州客話則因靠近粵語區而吸收了不少粵方言詞如：鬧交（吵架）、傾偈（閑談）、瞓覺（睡覺）、返學（上學）等。

就連與劉叔新一樣是白話人的江門著名學者司徒尚紀在他寫的《嶺南人文地理》一書中也認為惠州話是客家話。如第370頁：在今惠州市內流行的客家話即擁有一大批粵語詞匯，這些詞匯都是從粵方言中借用而來的。故有學者認為，惠州話屬于粵方言，但是受到客家話很多影響，因而具有客家話若干特色，當然，更（多）學者認為，惠州話屬于客家話但受了粵方言很大的影響，因而具有粵方言的若干特色。這些相左的看法，恰好說明惠州話是客家話和廣州話接觸的產物。在375頁：惠州被認為是廣府文化與客家文化接觸鋒面之一，但也屬一個外緣切線接觸地區。明代學者王士性曾指出惠州方言的特殊性：蓋惠作廣音，而潮作閩音。到道光《廣東通志輿地略》也說：省會音柔而直，歌聲清婉可聽?；葜鼜V者，其音輕以柔?，F代語言學研究指出:惠州客家話里有很多粵方言詞匯，與作為客家方言代表的梅縣話有顯著差異。這表明自明代以來廣府文化東移與客家文化向西南推進都很活躍，兩者在惠州一帶接觸地段實際上也是一條外緣切線。

第384頁：廣府系形成以后，以其強幼的經濟實力和移民運動加速了粵方言的擴張，分布地域不斷書大。東莞居民歷史上主要來源于潭江流域，即四邑(今稱五邑)地區，使用粵方言的一一個分支四邑話，故今東莞話被稱為“小四邑”話。東莞毗鄰的增城也是粵萬言分布區，兩者形成粵方言東部界線。而歷史早期的客家移民抵達東江龍川，惠州以后基本停頓下來。明初首批客家移民進入東莞，到清乾隆年間才告完成，并與差不多同時進人增城的客家人在地域上聯成片。形成惠州一東莞-增城客家分布界線，并與上述廣府系東部界線發生兩種文化接觸，使惠州話既近客家話，又像廣州活，實是一種混合話。

第385頁：有著:“寧賣祖宗田，莫忘祖宗言”諺語的客家方言，也在各種形式的歷史接觸中失去部分語言特色，甚至喪失自己的語言陣地。如果說惠州話是客家方言變異的產物，那么在東江博羅、北江韶關等地，改客(語)從粵(語)已很常見，粵方言不但在這些地區城市流行，而且進入部分家庭。有一些客家方言島的語言主體甚至被粵方言取代。

歸屬爭議

粵中是歷史開發很早的地區之一，然而關于這里的方言發生、更替、融合的歷史還不甚清楚，各種爭議都有。常見的觀點，是把這一帶方言當作客家話來看待的（黃雪貞，周日健，詹伯慧、張日升），但有個別學者把這一帶方言看作粵語（劉叔新），也有人認為既不是粵語，也不是客家話（李新魁），當作屬性未明的方言。

惠州話在惠州一般特指在惠州府府城居民的方言，上世紀50年代，著名語言學家岑麒祥先生在《中國語文》1953年第4期發表了論文《從廣東方言中體察語言的交流和發展》，把惠州（即惠城區）與嘉應州并列為客家音系的代表點。袁家驊先生主編的《漢語方言概要》也把惠州在內的東江地帶排除在粵白話分布之外?！洞蟀倏迫珪氛Z言文字卷客家方言詞條論述到客家方言在廣東的分布時，把廣東梅州、惠州、蕉嶺等16縣市，加上河源的五縣一區；江西南部寧都,瑞金，興國等14縣市列為純客縣或以客家方言為主的縣市?；葜菁椿莩菂^。但有學者持不同意見。1987年12月，南開大學中文系劉叔新助教(惠州人,母語為白話,不會講客家話)在提交給中國語言學會第四屆年會的論文《惠州話系屬考》中，對惠州話的系屬問題，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來挑戰學術主流，認為惠城區話應屬粵白話中的東江系。由此正式展開了惠州惠城區水源音話是白話還是客家話的爭論。

把河惠本地話看作粵語，困難更大，照劉叔新先生的思路，如果粵語接納了河惠本地話作為下位的變體，那么可能會導致粵語概念的瓦解，甚至梅縣話也可以算入粵語的范疇了。項夢冰、曹暉（2005）在總結上述兩派基本觀點的基礎上，指出“歸客派的說法代表漢語方言學界的主流意見，歸粵派的說法則只是少數人的意見”。

評述總結

惠州話是珠江三角洲及沿海一帶的商品經濟逐步發展起來，通行于這些地方的粵語和閩語便隨著經濟交往而向粵北、粵東北及東江流域的客家地區滲透的結果，是客家地區的語言受粵語影響，逐步演變為既保持客家話的若干特點又吸收粵語某些因素的一種特殊方言，人們既接受了粵語，又保持著客家話，對外交際用粵語，內部交際則用客家話，成為“客粵雙方言區。”

廣府學者就是要顛覆以往學界許多人認為的惠州話等土語應屬客家話的舊觀念，如果他們的說法成功，這無疑是加大了粵方言的分布地域，擴大了粵方言的分支系統，現在決定競爭結果的因素主要是方言的強弱勢和使用人口的多少，整合力強的方言大多是向心型方言，說水源音是粵語的話會削弱客家話的向心力，粵語惠河系一旦確定，將對近期學界缺乏堅實材料基礎的粵東客家民系非客說，現代粵語源于宋末移民說等觀點，是一種有力的批判，他會增大廣府的勢力。在過去，包括羅香林等先賢的著作中，只留意到經江西石城的“閩粵通衢”過武夷山進入福建寧化石壁——這被譽為“客家祖地”，而后，沿汀江，再進入廣東梅州。但是，對沿東江源，經江西尋烏、定南一線，進入廣東龍川，進而至惠州一線，卻沒有提及，以至有人把東江一線的方言，都不列入客家方言中?！稄V東客家史》確認了水源音為客家古音。由尋烏——龍川——惠州的客家人大規模進入廣東的線路得以確認，原東江流域的“水源音”的歸屬終于得以證明。  國際客家學術研討會對水源音是為客家話的問題有了統一的認識，認為水源音屬客家話范疇。

 

                                                作者：謫仙人